纸飞机:独家顾城弑妻自缢之殇 对话幸存者英子

　　1993年10月8日，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用斧头重伤妻子谢烨后自缢身亡，谢烨亦于当日告别了这个人世。

　　这场悲剧中，除了顾城与谢烨，还有另一位女性——李英（笔名“英儿”）。她曾与顾城、谢烨共同生活在激流岛上，构成一段扭曲而充满张力的三角关系，最终却也成为这场情感实验的牺牲品，留下一场震惊海外华人世界的悲剧。

　　顾城曾幻想自己如贾宝玉身陷“女儿国”，享受着两个女性的陪伴，却从未真正理解或尊重她们的情感与人格。他陶醉于谢烨与李英表面上的和睦，却回避她们内心的暗涌与痛苦。而当谢烨决定离开，爱上他人，顾城以暴力回应，彻底暴露了他对女性自主的恐惧与敌意。

　　三个人的故事，本质上是一场以“爱”为名的控制与剥夺。顾城所追求的，并非真正的诗与自由，而是自我中心的情感王国。两个女子：谢烨与李英，一个死于他的斧下，一个终生未能走出精神的牢笼。

　　为了逃避流言，英子改名“麦琪”，远走澳洲，整整八年与华人社会保持距离，背负着难以言说的阴影。八年沉默之后，她终于选择开口，出版《

　　》，不仅回应《英儿》所带来的伤害。“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走出‘激流岛’的阴影，卸下他人的影子，找回属于自己的声音。”面对媒体，她坦然说道，“痛苦可以面对，沉默才是真正的死亡。”这一次，她选择了直面阳光。

　　先生采访了沉寂多年的悲剧当事人之一：英儿。而本篇访谈，便成为英儿生前从流言到自白、从阴影到归来的珍贵记录。

　　澳洲的读者大概不认识麦琪﹐但她在悉尼却是真真实实地生活了八年，隐姓埋名﹐远离华人圈子的八年。

　　澳洲的读者也许会记得1993年新西兰“激流岛”发生的伦常惨剧﹐朦胧诗人顾城弑妻自缢﹐震惊海内外。顾城死后出版的遗著《英儿》﹐也曾哄动一时。

　　惨剧的牵连者、书中的女主角──英儿﹐就是隐居悉尼八年的麦琪﹐一位原名李英的女诗人﹑女作者。

　　我认识麦琪﹐还是去年采访来悉尼参加世界诗人大会的中国著名诗人刘湛秋先生的时候。那时麦琪小姐还是神神秘秘﹐我在报上编发了她的一些散文作品﹐却没有公开她的身份。

　　殊不知﹐那时她正进行一个惊人的举动﹐写下了二十二万字的长篇纪实小说《爱情伊妹儿》﹐回应“激流岛”，回应《英儿》﹐回应八年来她所蒙受的各种流言蜚语﹐更公开了她与刘湛秋的情侣关系。

　　今年一月初﹐她带着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著《爱情伊妹儿》﹐昂然回到了故乡北京。

　　八年来首次向媒体﹑向公众亮相﹐挽著湛秋的手﹐一泄积怨八年的苦楚﹐一诉闷了八年的心声。用新书发表会的主题来表示就是：英儿八年来首次面对北京的灿烂阳光。

　　新书在大陆热卖热销﹐十多家媒体作了采访﹐上百家报刊作了报导﹐风头一时无两。

　　最近﹐麦琪返回悉尼﹐同样面对悉尼的灿烂阳光﹐接受了我的专访。在湛秋的陪同下﹐她侃侃而谈﹐回首往事﹐虽仍不免难以平静﹐但她始终挂著微笑。她相信澳洲的读者文友也会理解她、体谅她、接受她﹔相信《爱情伊妹儿》会为她带来本应得到的正常生活。

　　“激流岛”惨剧发生和《英儿》发表之后﹐你一夜间成了新闻人物。但过去八年﹐你一直在悉尼隐居﹐躲著媒体﹐躲著公众。而最近﹐你却一反“常态”﹐带著《爱情伊妹儿》到北京公开亮相﹐这是否要公开展示或证明点甚么﹖麦琪﹕是的﹐我八年来的生活一直在逃避。现在写出《爱情伊妹儿》就是要表明我走出了“激流岛”和《英儿》的阴影﹐卸掉了自己身上的枷锁﹐重新面对生活﹐而且已经在开始了。

　　在没有把《爱情伊妹儿》写出来之前﹐在真正面对媒体之前﹐我觉得我都是在隐藏。现在面对媒体﹐并不是我想做这本书的宣传﹐而是说我能够坦然面对折腾了八年的这件事。不再像以前那样﹐走到任何地方﹐或在聚会上碰到有记者坐在我身边﹐我一下就吓得不知说甚么或不想说甚么，这样的躲藏我再也不会了。

　　麦﹕因为《英儿》给我的伤害很大﹐我非常非常痛苦。书里不仅有很多性和身体的具体描写﹐写得比较赤裸裸﹐还有裸体肖像﹐而且﹐书里还有很多歪曲丑化我的地方﹐比如说我用人﹐用色相做交易等等。

　　初时我还在侥倖地想﹐有可能别人还不知道是我﹐影响只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面。结果媒体马上就跟蹤报导﹐说﹕“英儿”﹐笔名麦琪﹐原名李英﹐曾在《诗刊》社工作﹐现在旅居澳洲﹐公开了我的个人情况。于是﹐我就一下子成了“英儿”。

　　麦﹕《魂断激流岛》是1994年写﹐95年出版的。写这本书时﹐我还很深地活在“激流岛”的影子里﹐非常非常重的影子。我整个生命方式的表达﹐都是以死亡来表达的。如果说《魂断激流岛》作了一种表白的话﹐我当时是试图浅显地澄清一些简单的事实﹐以及岛上的一部份生活﹐尤其是我想说清我和顾城不是一见锺情﹐去岛上决不是像媒体所言为了去破坏一个家庭。

　　为了说明这点事实﹐我于是不得不公开我和湛秋的恋情﹐以及我出国的真实动机。但因为当时还没走出“激流岛”的阴影﹐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很多东西我都没有表达清楚。

　　而写作《爱情伊妹儿》﹐我开始走出了“激流岛”的影子﹐我以一种非常痛苦的方式去表达活著的慾望和信念。我非常想表达的是一个女人最后找到了自我这样一个过程﹐而不是作为别人影子的过程。即使在《魂断激流岛》里﹐我想表白自我的真实﹐我也还是顾城的影子﹐精神上的影子。我很长时间没法走出那个影子﹐包括作为湛秋爱情的影子。从一个层次上讲﹐我活著是个影子﹐我二十三岁全身心地爱上湛秋时﹐我是湛秋的影子﹔顾城成为我的精神偶像时﹐我是顾城的影子。到了《爱情伊妹儿》﹐我才真正找到一个自我的过程﹐不再是别人的影子。我认为﹐这就是两本书最大的不同吧。

　　另外﹐《爱情伊妹儿》整个地公开了我和湛秋的情人关系﹐《魂断激流岛》里只是一种暗示﹐在不得不提到湛秋的时候﹐才提了一下。因为那时我已结婚﹐同时经过了“激流岛”事件之后﹐湛秋对我的感情是怎样我也不知道﹐当时我们非常尴尬。我知道他还是非常尊重过去﹐但是怎样往前发展﹐那个时候我是没办法把握的。所以我就尽可能不把他拉进来﹐对他写得非常的少。

　　在写《爱情伊妹儿》这本书时﹐从我自己的感情来讲﹐我觉得社会上不承认我们这段感情的话﹐自己实在没办法生活下去。尤其是我们已经发展到情侣关系﹐如不能公开﹐精神上也没办法坚强地往前走。这也是我在书序里谈到的我写《爱情伊妹儿》的动机。

　　“出卖隐私”。你认为这本书与卫慧的《上海宝贝》﹑九丹的《乌鸦》这类“私小说”有甚么区别﹖麦﹕从我个人来讲﹐写这本书会招来别人说“出卖隐私”﹐我已有思想准备﹐所以在书的序里我也表明了我的基本想法。但要真正说起这个问题﹐我还是觉得比较痛苦。

　　我的生活的一个简单事实是﹐顾城先写了《英儿》﹐然后媒体把我所有的东西公开了﹐实际上把我整个的推倒了一个悬崖峭壁上。不知为什么有人很容易忘记这个事实。就像有人把你推到悬崖边上﹐在你摇晃的时候﹐别人再推你一把﹐你掉下去了﹐人家问﹕你为什么自杀﹖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

　　我的隐私我的时间﹐对我来说都是奢侈品。我并没有那种站出来把自己隐私抛出来的想法﹐我只是站出来给自己说几句公道话﹐而且是在不伤害任何人的情况下说一下我认为要说的话。你读《魂断激流岛》也好﹐读我的一些文章也好﹐都不会看到我去伤害别人﹐尽管我在精神上受了很大伤害。

　　每当提到“出卖隐私”这件事﹐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公平。不存在我出卖隐私﹐而是我想更正一下我的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仅此而已。

　　说到《上海宝贝》和《乌鸦》﹐我觉得她们完全是另外一种写作。她们所要表达的痛苦和别的甚么﹐与我这种痛苦是没办法相比的。她们想表达的东西﹐人们把它归为女人写隐私。从生活背景历史背景来说﹐我这个东西是彻底的不同﹐差距太大了。

　　麦﹕对﹐我是被逼得没有退路了﹐不能不说话。如果我不说话﹐就被别人理解为懦弱﹐曲解为想对我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开始就没说话嘛﹐整个八年我都在自省自问。在“激流岛”出事后﹐我首先问自己做错了甚么﹐我自己想把自己闹清楚。但我的自省我的沉默﹐却让有些人丧心病狂到另外一种程度﹐想在我身上踩几脚就踩几脚﹐这很不公平。现在又非常轻描淡写地说我出卖隐私﹐我也非常不可理解。

　　麦﹕这八年来﹐因为《英儿》一书的热销﹐我觉得没办法见任何人。首先一个最大的精神障碍就是﹐我觉得自己是裸体的﹐觉得我站在任何人面前﹐大家都会用不一般的眼神来打量我。所以当时我就把自己困在一个彻底西人的环境里﹐生活在纯粹澳洲人只讲英语的圈子中﹐不跟任何中国人来往。当时我的精神到了甚么样的程度呢﹖我要到唐人街去买一个东西﹐却吓得不得了﹐浑身都颤抖﹐觉得所有人都认出我。我直奔那个商店去买了就马上走﹐周围都不敢多看一眼﹐生怕被人认出来。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只是当时我精神上太敏感﹐压力太大。处于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我又怎能面对任何人和事﹖前两年我回北京时还是躲躲闪闪的。《英儿》造成了我这种形象﹐我一下就垮掉了。没办法跨过这一步﹐是非常痛苦的。

　　麦﹕除了两三个非常好的朋友﹐我几乎没有与中国人有联系。在悉尼﹐我就没有一个华人朋友。湛秋每次来悉尼﹐都希望我能扩大生活圈子﹐见见华人朋友。去年和湛秋去见你﹐我的心理已经跨越了很大一步﹐可心里还是紧张。我有个小学同学也在悉尼﹐直到最近﹐我的这本书出来之后﹐我们才第一次见面。

　　这八年更痛苦的是回忆。每一天的回忆在搅缠著自己﹐回忆岛上的生活﹐反省自己是怎么回事。再有是和湛秋那种破碎的感情﹐从当初怎样相爱﹐到岛上怎样分手。整个八年的生活在精神上情感上都是非常痛苦的。

　　这两年事情开始变得清楚一些了。我最想做的就是等精神情感上成熟了﹐时机成熟了﹐就把这个枷锁打断。即使是面临“出卖隐私”也好﹐我都不怕。实际上对我来说﹐比起背著这个黑锅﹐这种痛苦要小得多。

　　G﹑F﹑Z﹐就是现实生活中的顾城﹑洋人前夫﹑刘湛秋的代码吗﹖我个人感觉﹐写你和湛秋的情感关系很坦率很真挚很热烈﹐有种震撼力。但写到顾城﹑前夫就比较含含糊糊﹐似乎在淡化在迴避甚么。不知是我的阅读错觉﹐还是你的写作立意﹖麦﹕因为我是用文学的形式来表现这段生活﹐不想读者过多的关注真人而忽略了故事本身﹐所以在我生命中发生关系的这三个男人﹐我就用字母来命名。在书的封面上写著的三句话﹕“和G在一起﹐我感到的是生命中的纯洁﹔和F 在一起﹐我感到的是生命中的使命﹔和Z 在一起﹐我是幸福的。”这本来是书里的话﹐出版社认为这大概是读者想看的东西﹐就把它标出来放在封面作为“卖点”。但实际上我真正想写的就是我与湛秋的故事﹐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起码我把我和湛秋的关系说清楚了。原先我的书名就叫《我和湛秋的故事》﹐因书中我是用互联网上给湛秋发伊妹儿情书来结构整个故事﹐又是纪实小说﹐所以后来出版社就用现在的书名。

　　我和顾城的事我在《魂断激流岛》里已经写了﹐当初不管写得好还是不好﹐这个事情已经过去﹐现在不想回过头来再重写一遍。而且我也不想别人说我拿著顾城做招牌或甚么的。

　　《爱情伊妹儿》是写我的精神过程﹐写一个女人怎样开始走出别人的影子﹐开始发现自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回忆岛上的时候﹐我才回忆了岛上﹐不得不联系到我离婚这个情节的时候﹐我才把前夫摆出来。在不需要这些精神连接的时候﹐我就把这些东西彻底淡化掉。你说得对﹐我是有意淡化的。当然﹐如果真的像封面那三句话去写的话﹐整本书又不一样了。

　　麦﹕你的看法是对的。我写这本书还有另一个用意﹐就是想写我的澳洲生活。因为这段生活也是非常真实的生活﹐人物原型都是非常真实的﹐我想把这东西写出来﹐这也是我这整个八年生活过程很重要的一部份﹐否则书的内容就会显得很单薄。

　　麦﹕你说得非常对。我的这些澳洲朋友以她们的生活方式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比如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或谈论一个东西﹐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思维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让我思考了许多问题。这种交往﹐这种生活﹐才慢慢地改变了我﹐使我逐渐地摆脱过去。这跟中国的环境不一样﹐那是非常一边倒的﹐让我很难摆脱出来﹐只感觉到自己死掉了。

　　记﹕在书中﹐你用伊妹儿穿针引线﹐把过去的痛苦﹐现在的处境﹐澳洲的生活﹐情人的关系编织起来﹐构成你情感生活的整体。读你的书﹐我对你笔下的澳洲生活比较感兴趣。因为这是你八年来许多痛苦﹑许多心理﹑许多想法﹑许多情感交织在一起的一个生存空间。若没有这些生活内容﹐只抽出你和湛秋的个人关系﹐那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爱情故事。不能反映出你特定环境下的特定感受﹐不能显示出你这本书的特色和价值。澳洲生活是一个真实的你。但大陆的报章只关注﹑只摘录你和湛秋的私生活片断﹐似乎是误解了你的思想﹐割裂了你的作品。这是否有违你的本意﹖

　　麦﹕非常高兴你能这样说。澳洲生活和我的遭遇是联系得非常紧密的。在这种特定的生活环境里﹐我才会有这样的孤独空间──一个特别痛苦的空间。但在中国很多人不理解这个东西。所以中国的媒体报导也好﹐连载也好﹐人们的注意力也好﹐都整个的把这段生活删去了或忽略了。我有点失望﹐这也由不了我控制。

　　麦﹕主要原因是我在感情关系上比较清楚了。这段时间我离了婚﹐和湛秋的关系也从不明朗到明朗﹐可以写这个东西了。我精神上一直比较沉重的﹐就是别人不承认我们之间有这种关系。《英儿》除了性和身体描写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就是说我利用湛秋进入《诗刊》社。这也是对我形象的彻底毁灭。所以我在书中要把这事说清楚。

　　我是爱上湛秋一年多以后才调到《诗刊》。当时我真的非常想每天见到他。那时只是一种模糊的关系﹐我觉得他对我的感情没那么深﹐如果能每天见到他﹐那么这种关系就会固定。他是不同意我到《诗刊》的。现在回过头去看﹐他的确不简单﹐有种人生经历﹐知道这种事情会让人家背后说闲话的。当时我却很简单﹐说这有甚么呀﹖我想做甚么我就做﹐这也不违反甚么法规。我说我不要你去批准﹐我去找编辑部主任﹐如果人家把报告送到你面前﹐你不反对就行了。他同意了﹐但说了一句话﹕你要是进来了的话﹐我们的关系就断了。当时我还以为他说的是玩笑﹐根本没理他﹐照办我的事情。办妥后我第一天到《诗刊》上班﹐他真的很严肃地对我说﹕既然你来了《诗刊》﹐我们的关系就到此为止。我当时真的很天真﹐没想到这么复杂﹐而且我也没把《诗刊》看作是一个了不起的机关﹐不懂得它是一个甚么位置。湛秋这样说了以后﹐我一下就接受不了。我说如果你真的是这样﹐那我还是回到原来的报社。我本来就是为了你﹐你一下就断掉﹐我还来做甚么﹗我这样伤心地说了﹐他才慢慢地回心转意。如果我是用他来进入《诗刊》的话﹐我可以说﹕好﹐我已经来了﹐你不要我﹐正好拜拜。我为什么要写我和湛秋这个关系﹐是因为社会上对我的误解太大了。也许这个事情是说不清楚的﹐但我还是想把它说一遍。

　　顾城开始并不知我和湛秋的关系。我去新西兰之前与顾城一直是通信的。那时他是我的精神偶像。我们之间都是谈哲学﹐谈梦境﹐没有谈现实生活中的事﹐他在我心目中高到不屑去谈这些俗事。我和湛秋的事是秘密的﹐不光没有告诉顾城﹐也没有告诉家里﹐连最亲密的朋友也没告诉。所以我到激流岛找顾城的时候﹐他不知我和湛秋的。但我也不认为是隐瞒﹐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生活私事。到了岛上才发现问题不那么简单。每当我一提要去岛外找工﹐顾城一下就不说话了﹐情绪坏到了极点。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顾城对我的感情不是那么简单﹐这里面不像我想像的那种感觉。但这东西我当时也没办法想得那么清楚。后来趁顾城去德国讲学写作﹐我便离开了激流岛到澳洲。他从德国回北京才知道我和湛秋的事﹐回德国后就写了《英儿》。书稿寄给了大陆的三家出版社﹐当时出版社都表示没兴趣出版。结果出了激流岛的事﹐两家出版社马上抢著一起出版。

　　麦﹕这次回北京我特别开心﹐我终于迈出了这一步。现在回过头来看﹐这里面也有很多紧张﹐很多痛苦﹐但这个决定是对的。媒体的反应特别热烈﹐虽然我已有点心理准备﹐但还是始料不及﹐如此热烈让我觉得一下子有点接受不了。媒体追蹤也好﹐采访也好﹐报导也好﹐对我都非常尊重﹐都问我这几年怎么度过。当阳光卫视给我做电视采访时﹐外面还有个记者等了几小时﹐要采访我。和记者们谈话﹐有种精神上的交融﹐不再觉得所有人都拿著刀对我﹐心里突然有种正常的感觉。

　　还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记者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二十来岁﹐他们称我“老师”。我意识到又一代人成长起来了﹐突然觉得自己成了上一代人。回首往事﹐我需要给他们介绍八十年代的背景﹐八十年代是一种怎样的社会环境。这种感觉有点古怪﹐也很有意思。

　　再有一个是﹐这次我觉得自己真正是回国了﹐作为一个真实的人﹐非常坦然的回去了。以前每次回去都要躲躲闪闪﹐总要嘱咐最要好的朋友﹐不要告诉这个人或那个人。晚上去吃饭我总要问谁去谁去﹐如果我知道有我不想见的人﹐那么我就会半途走回去。这种心理压力许多人没办法理解﹐说﹕啊呀﹐甚么都不要想不要写﹐就继续生活吧﹗或者说﹕不要管别人说甚么﹐往前走就行啦﹗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不把事情说清楚往前是走不过去的。

　　这次我坦然到可以和湛秋一起出入他们院子﹐同进同出。以前是他先往前走一百米﹐我在哪个店里再绕上十分钟﹐然后我才进去﹐生怕别人看见。像这类非常小心的事现在突然没有了﹐对我来说显得那么巨大的变化。

　　关于和湛秋的这些事情﹐我也第一次可以真正地和父母长谈了。我父母精神压力也很大﹐他们也不知道我到底怎么样。而且我一直假装地对他们说没甚么问题﹐他们也不好问。很多事情我们都绕著边绕著话题走﹐谁也不去正面面对这个问题。这一次﹐我把与湛秋的事﹐以前岛上的事﹐现在的情况﹐以及我现在心理上是甚么样子﹐全都讲了出来﹐再不用绕来绕去。

　　这次在北京﹐很多人问我﹕你想不想回来工作﹖这也是我一种比较兴奋的感觉。不是说我能不能马上回去或不回去﹐而是我觉得我可以面对这样的问题了。我突然感到﹐哦﹐中国又是我的家﹐我可以随时考虑﹐是不是可以回去工作。

　　麦﹕对﹐我就觉得有种亲切感﹐有种回家的感觉。哦﹐这个朋友在做这件事﹐我可以谈谈这个事情。以前我觉得这和我没甚么关系﹐我永远也不可能再回来这个地方。这次是以非常正常的心态回来。

　　这次虽然没有搞签名售书﹐但搞了个新闻发布会﹐接触的人比较多﹐这对我来说是特别重大的一次转折。我突然觉得我可以有勇气面对﹐而且是作为自己而不是一个影子去面对。这一步终于走出来了。记得在写出《魂断激流岛》时﹐有家报纸说﹐英儿从激流岛影子中走出来。现在想起来﹐当时并没有彻底走出来﹐现在可以说开始走出来了。

　　麦﹕我觉得现在就是那么回事了。就像作家刘心武在我书的封底上说的一句话﹕与其猜测﹐莫如倾听。既然有人要捕风捉影﹐这样说一句﹐那样说一句﹐还不如现在我把整个的事情说出来。这样我就作了个交代﹐以后别人想说甚么﹐或“炒”甚么﹐就不该我管了。我知道我一生中要躲开这个东西﹐成为不引起争议的人﹐已经不大可能了﹐既成事实﹐再也回不去十几年前那种安安静静的日子。经过这么多年的躲藏﹑逃避﹐我明白过来的一件事就是﹐我必须面对现实﹐也包括面对引起争议﹐容许别人说甚么话。

　　以前我很消极﹐对甚么都没兴趣。写完书﹐放下枷锁﹐面对媒体以后﹐我觉得可以喘口气﹐对很多东西又重新发生了兴趣。

　　至于今后的打算﹐具体的说﹐我想做专业作家。因为这次回国﹐很多报纸约我写些散文﹐写些专栏﹐我写了一些﹐原先在中港台也发表过作品﹐这是我一直非常热爱的工作。现在我想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写作上﹐并从事翻译﹐我译的《格林童话》全集也将在大陆出版。我已辞掉了那份洋人公司的文秘工作﹐就是想专门写作。原来我在澳洲兼职做过心理咨询﹐现在准备扩大成一个健康中心﹐同时我现在也兼职在做地产贷款。这些既能丰富我的生活﹐又提供了我自由的创造空间﹐也能给我一些生活的基本保障。

　　麦﹕我想主要的时间还是在这里。因为我在澳洲生活了八年﹐躲藏也好﹐隐居也好﹐我对这里的感情还是很深的。这次在北京我也看到了很多机会﹐但目前我还是需要安定的空间去写作。

　　麦﹕当然﹐这一点是肯定的。生活在这里﹐不涉及到任何华人朋友﹑写作朋友﹐是很痛苦的事情。当时远离华人圈子﹐是一种精神保护层﹐但很多东西没办法交流﹐别人不知你说甚么东西。那时我给你投稿时﹐还是不要说我是谁﹐只发表就行了。现在就不必有顾虑﹐可以在澳洲各报上投稿。以前你冒出来﹐人家问你是那里来的﹐我是说真话好还是假话好﹐我没法说。现在我就可以非常坦然地和澳洲的华人朋友交流﹐写作和交友都比较自然。这样我和悉尼朋友的关系会比较正常。

　　麦﹕目前来讲还是分居两地两边跑﹐暂时还没办法改变这个状况。湛秋已退休﹐有很多时间﹐但在那边也有很多事情要做。来了悉尼机会就会少一些﹐所以在寻找一个接触点﹐看在澳洲能不能做些事情。我也在找一些事情﹐回去也可以做。这样大家都不会无所事事。当然写作是一个很重要的部份。

　　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书里也写得比较多。经过那么多事情以后﹐我对两个人总在一起的感觉看得比较淡些﹐更看重的是心里的感觉。不是非要两个人朝夕相处不可﹐心里有很深的情感连接在一起就很宝贵了。我更珍惜这种实际的东西比那种表面的东西多一些。所以两地分居对我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麦﹕我很高兴﹐悉尼华文作家协会将举办这个讨论会。谢谢你的采访﹐给我一个让澳洲读者瞭解的机会﹗

　　张奥列，祖籍广东大埔，生于广州，北京大学文学士。曾就读北京鲁迅文学院，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1991年底移居澳大利亚，一直从事华文媒体工作。曾任悉尼中文日报副总编辑，现为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会会长，世界华文文学联会常务理事。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出版个人著作《文学的选择》《艺术的感悟》《悉尼写真》《澳洲风流》《澳华文人百态》《澳华名士风采》《飞出悉尼歌剧院》《澳华文学史迹》《故乡的云，异域的风》《当黑发黑眼遇上金发碧眼》等十余种。先后获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文学奖，广东省首届文学评论奖，澳洲华文杰出青年作家奖，台湾侨联海外华文著述奖学术论著第一名、海外华文小说佳作奖、海外华文散文佳作奖，世界华文文学优秀散文奖、中国新移民文学优秀创作奖、全球华人散文大赛优秀奖等。